佛陀正覺後2458年/西元2026年
十八世紀時，英國為首之西方列強，為了殖民亞洲的利益及目的，針對亞洲主要宗教信仰之啟教者――釋迦佛陀，開展了印度佛教史實之考古、探研風潮，這是採取科學求證的方法，辨明 釋迦佛陀在歷史上之真偽性。在西方學界對印度佛教的探究下，釋迦佛陀與諸聖弟子的歷史真實性，被西方文明以科學方法加以證明與確定了。
英國為首之西方學界，從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求證中，一方面確認 釋迦佛陀的真實性，二方面探研 釋迦佛陀的思想內涵與佛教發展，試圖經由佛教文化的了解以深入亞洲的社會。在此一探研下，西方學界確認了佛教世界之南傳佛教、漢傳菩薩道、藏傳菩薩道等三大教派，以南傳佛教最為古老，傳承的教法與教派形態，也最接近 釋迦佛陀的教導。如是，西方學界認定南傳佛教是最為原始的佛教，而漢傳菩薩道、藏傳菩薩道則是出於後世的新興教派，在於信仰、教說及主張上，都有所不同於原來的佛教。
西方學界對於佛教教說傳承的研究結果，撼動了漢傳菩薩道、藏傳菩薩道的信仰基礎，引起了東亞佛教圈的不安。西方學界對於佛教之研究與觀點，對於以傳承漢傳佛教為主，居於十九世紀的東亞強國――日本――來說，可說是對日本佛教界與社會的「一大震憾」。因此，激起了十九世紀的日本學界，深入探究初期佛教思想與歷史的風潮，也就是「回歸 佛陀本懷」的溯源運動。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，日本學界對於「印度初期佛教思想與歷史」的探究成果，是相當的廣博、深入及豐碩。這是因為承襲中國文化的日本，從傳承自中國的漢譯藏經中，找到印度部派佛教之經師及律師兩大脈流中，傳襲經法之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三藏，還有南傳佛教分別說系銅鍱部以外，印度其他部派傳誦的三藏。日本是藉由各部派經典史獻的對照研究，探求 佛陀教法之原貌，這是偏於南傳分別說系銅鍱部的傳誦，未能深入探究漢譯藏經資料的西方學界，所不如的地方。日本學界承繼於西方學界之後，對「印度初期佛教思想與歷史」進行再探究，日本學界重新確認的結果，認為「公元前287 年（佛滅後百年）以前的印度佛教」，才是真正的「原始佛教」。「南傳佛教」是佛滅後116年，僧團分化之三大派中，出於分別說系輾轉弘傳於錫蘭之分部，是在公元前一世紀才確立的「銅鍱部」，是部派佛教而非原始佛教。西方學界以為南傳佛教為原始佛教的看法，日本學界並不同意，確認南傳佛教只是部派佛教當中的「分別說部」，但日本學界對「大乘菩薩道」的起源，則同意西方學界的研究，承認「大乘菩薩道」是公元前一世紀以後的新興教派。
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中國，是紛亂不振的社會，西方與日本學界的研究，當時雖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注意與興趣，但多數卻無力作更進一步的探究與確證。當時被譽稱是中國佛教雙璧之一的呂澂居士，曾發表了『雜阿含經刊定記』，依《瑜伽師地論》確知部派佛教傳誦的四部『阿含聖典』，是依《雜阿含》為根本，並探研出大乘《瑜伽師地論》之『攝事分』中，抉擇相應教（契合佛說之經誦）的摩呾理迦（本母），是依《雜阿含》的次第而造。
除此以外，廣大中國佛教界的一般法師與居士，則對國際學界此一大不同於傳統漢傳菩薩道、藏傳菩薩道的研究成果，可說是毫無所悉，或是「不知所云」。當時中國的佛教，必需面對國難與教難的雙重挑戰，在探究「佛陀教法原貌」的道路上，不僅少有條件與能力參與，也難有更上一層樓的作為。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，將世人的注意力，聚集到現實生存的問題上，而尋覓與確證 佛陀原說的進程，也就暫時停頓下來了。
中國佛教的傳入，約起於公元後一世紀，當時主要的信仰者是一般的庶民階級，到了公元後二世紀，以貴族階級為主的信佛風潮，才逐漸的開展起來。佛教初來時是「佛陀與黃老並祀」，佛陀被當成消災降福的「神」來崇仰，還不懂佛教的思想為何？佛法東來原是一大因緣，但基於印度佛教教派的分歧，還有漢地思想、文化的影響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，主要以印度新興的「大乘菩薩道」為主流，而傳統部派佛教的思想，則難以引起漢地眾生的信仰和興趣。公元後二世紀至公元後六世紀，是中國翻譯印度佛典的高峰期，但漢地的眾生卻不免以本地的老莊思想來理解印度傳來的教說。玄學化、老莊化是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路線，而佛教老莊化則完成於隋末、唐初的時代。此後，已經老莊化、形上化的中國佛教，在信仰與思想上，朝向脫節於現實的方向發展。往後歷經唐末武宗滅佛，後唐莊宗的滅佛，五代、十國與兩宋的亂世，加上明朝朱元璋弱化佛教的宗教政策，使得中國佛教日漸衰敗，佛教徒面對俗世君王的打壓，身處亂世的無奈，遁世學風、他方淨土的信仰，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，而藉由經懺科儀的宗教服務，則是佛教弘法的「當然」與主要內容。
經由清朝到民初，佛教是日衰一日。此時，西方列強的勢力凌於漢地眾生，而西方神教信仰也進入了多災多難的中國，不僅受西方科學影響的知識份子不信佛教，連一般的社會大眾，也對佛教懷著質疑的態度。人們懷疑「隱遁山林而獨善其身」、「身居此地而心慕他方世界」、「講求靈應而不務實際」、「重於經懺服務來獲取金錢供養」的中國佛教，對於人心、社會、國家的利益及意義何在？在國難與教難下，中國佛教到了「絕續存亡」的關頭。當時佛教許多有識之士，為了救助國家與佛教，起而呼籲「改革社會」、「改革佛教」，太虛法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太虛法師對於菩薩道的教理思想，以體系式的整理和思惟，提出「法性空慧學（般若、中觀）、法相唯識學（瑜伽）、法界圓覺學（楞伽、華嚴）」等三大系思想，主張隱合於中國老莊思想的「法界圓覺學」為究竟。除此以外，太虛法師針對隋唐以後老莊化的漢傳佛教，提出了「人生佛教」的主張，這是對於歷經唐末武宗滅佛以來，朝向形上、隱遁之教說思惟，著重神秘、靈應、鬼神化之佛教信仰，宣教經懺化、商業化、庸俗化之佛教生態，提出針貶與「回歸現實」的導正，避免中國佛教脫節於現實社會的實際需要，卻又腐敗的向下沉淪。「人生佛教」的意義及目的，是將佛教的重心，重新導向現前實際的世間生活，讓佛教對當前的世界與大眾，能產生實際、有用的利益。這是一方面改變佛教僧侶的思想，以及佛教制度及經濟形態，二方面是提昇社會大眾對於佛教的正面了解與信仰，並讓佛教能夠健全而有用的傳續下去。然而，太虛大師的改革運動，雖激起黑夜中的火花，但受限於時代與社會的現實，而未能點燃熊熊的火燄，持續照亮二十世紀初葉的佛教夜空。值得慶幸的是，改革佛教的種子，已然傳播於十方。
承續太虛法師之改革思想，繼起於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僧人，就是二次大戰以後安居、圓寂於台灣的印順法師。印順法師是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佛教裏，少數擁有廣博、深厚之佛學根底，又兼具敏銳、周詳、深入的觀察力及研究能力者。印順法師原承學於漢傳老莊化的隋唐菩薩道，在中日戰爭時避難於四川漢藏教理院，受到留學西藏探究西藏正統中觀學之法尊法師的影響，重新檢視老莊化之漢傳菩薩道思想，而改以回歸印度正統大乘菩薩道為務。印順法師對於印度大乘菩薩道思想體系的探究，提出性空唯名系、虛妄唯識系、真常唯心系等大乘三系，這如同太虛法師的大乘三學說。但是印順法師主張般若、中觀之性空唯名系，才是「空」之大乘正宗，才符合印度傳統佛教古老『阿含經』之「無我」說，實不同於太虛法師以宗於「真常唯心」之法界圓覺學為究竟。
印順法師在教理思想上，雖不同意太虛法師的見解，但面對漢傳菩薩道的衰弱腐弊，亦承續太虛法師的改革思惟，根據漢譯《增壹阿含》的內容，提出「諸佛世尊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」的說法，主張以「人間佛教」作為改革方向。此外，當二次戰後印順法師遷居臺灣，開始接觸到西方與日本學術界的作品，特別是關於「印度初期佛教之思想與歷史」的部份，對印順法師起了相當大的影響。對於國際學術界認定「大乘菩薩道的經說及教理，是出於公元前一世紀之後的新說、新教派」，印順法師是接受與承認，但另主張般若之「緣起即空，諸法皆空」，應當等同於『阿含』之「緣生故無我」的原始教說，而以「義理相通，即同佛說」的「詮釋法」，認定新出之《般若》應同於佛法。
印順法師對於「印度初期佛教之思想與歷史」的探究，以華人佛教思想菁英的造詣及水平，深入探研漢譯藏經的部派佛教各派三藏史獻，更參考二十世紀前葉中國佛教呂澂的研究，從經師傳承之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傳誦，還有大乘唯識之《瑜伽師地論》，確認了漢譯《雜阿含》及南傳巴利《相應部》當中共傳的蘊、六入、因緣、食、諦、界、道品等七事相應教，是佛滅當年「第一次經典結集」的集成，是佛教教法傳誦的「法源」。除此以外，更從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記錄中，確認傳統部派佛教四部聖典的發展，是以「第一次經典結集」集成的七事相應教為根本，附以「第一次經典結集」後至佛滅後百年之間所增新的經說傳誦，這些古、新傳誦在佛滅後百年「第二次結集」時，重新編集成《雜阿含》、《中阿含》、《長阿含》、《增壹阿含》（即南傳巴利《相應部》、《長部》、《中部》、《增支部》） 四部聖典。聖典集成與發展史的釐清，使得探尋 佛陀原說的研究，得以再向前跨越一大步。從此，「回歸 佛陀本懷」的道路，終於有了明確的入處。
印順法師對於佛教發展史的見解，不同意日本學界以佛滅百年內的佛教，都是最古老傳承的「原始佛教」，而另從聖典傳承史的探驗中，主張佛住世至佛滅當年「第一次經典結集」為「根本佛教」，認為「第一次經典結集」後至佛滅後百年「第二次結集」為「原始佛教」，往後則是部派佛教時期。
最後，印順法師為了整治經文缺佚二卷及次第錯置的漢譯《雜阿含》，參考了《瑜伽師地論》之『攝事分』中，抉擇事契經的摩呾理迦（本母），因為這是無著論師參照阿難系說一切有部之《雜阿含》的原有次第而造，有助於了解《雜阿含》原來的次第。除此之外，印順法師再參考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飲光部傳誦之漢譯《別譯雜阿含》的攝頌（經誦次第之目錄），還有優波離系分別說系銅鍱部傳誦之巴利《相應部》的攝頌。如是，印順法師將次第錯置的漢譯《雜阿含》，儘可能的整編、恢復原有之結構及次第，而於公元1983 年，終於編成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一書。此一貢獻為「佛陀原說」的探研，提供了古老經說文獻之比對與整理的基礎，這可說是印順法師對於佛教最後、最大與最重要的貢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