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陀正覺後2458年/西元2026年
華人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發展，信仰的多元化，一向是華人社會的常態。自古以來，華人社會一直不曾形成單一宗教信仰，不論是儒家、道家及佛家思想，或是耶教、回教及各種民俗信仰，都在華人社群當中得到接納及信仰。從華人的歷史發展來看，殷商、西周時代信仰的是天地及祖靈，東周（前春秋、後戰國）時代開啟了諸子百家思想爭鳴的「大啟蒙」時期，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陰陽家等思想，即出自此一時期。東周以後的秦王朝信行法家，而繼起的漢朝則是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家」，往後的歷代王朝皆以儒家思想作為立朝的基礎與御化民眾的依據。歷代帝朝「重用儒家」的原因，應當是儒家政治思想主張是以「血緣氏族」為基礎，建立「血緣倫理為中心的國家體制」，這種家族式的國家制度主張，當然會獲得封建帝王的欣賞及信賴。
封建帝王御世化民的重點，不免是落在「輔君治世，萬代不移」的大用上，這一封建帝王的需要及心態，也就形塑出「百家思想，利吾為用」的態度了。在此之下，歷代君王對於百家思想及各種宗教信仰，大多是不會有忠誠的信仰，有的也只是「利吾」的原則及「取用」的態度而已！簡單的說，看情況、看需要的「取用」有利於自己的學說及信仰。長久以來，上行下效的結果，華人社會就形成了儒家思想為本，兼雜以多元學說、信仰的華人宗教社會。但是在信仰的態度上，還是離不開看情況、看需要的「取用」心態，而難以真誠不移的服膺某個學說及信仰，並且據之以「改變」個人原有的需要及心態為主。當然，真誠信仰者也還是有的，只是少數罷了。
印度佛教流傳到漢地以後，雖然逐漸普及於社會的各個階層，但是華人的佛教信仰形態，依然受到華人「取用」的信仰心態所左右，所以經過長久的發展後，也就不免傾向「服務俗世的需求」而日趨於「流俗」了。因此，華人宗教經過長達二千年多年的發展，多數華人對於宗教的態度，主要還是「看需要的取用」及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」，真正的信從、奉守宗教教法與規範的人，畢竟不是多數，而宗教師在華人社會的認同度上，也不如其他民族。
傳入漢地的印度佛教，事實上不是只有公元前一世紀才傳出的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而已，也還有印度系部派佛教各學派的傳誦（不包括錫蘭島的分別說系銅鍱部的傳誦）。自六、七世紀以後，傳入漢地的佛教學派中，相較於理想化、神化，事事講求方便、律持簡要，學理重在度眾、教義簡約的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來說，印大陸系部派佛教的特質，因為較為理性、神化色彩淡薄，重視出世修證及律戒規範的持守，論說義理傾向龐雜繁瑣，不僅難以適應強調「血緣倫理」、宣揚「大同」理想的儒家文化，也不能契合形上玄秘、神化的道家及道教信仰，更不合「擅取菁要而用」的華人文化，而逐漸的被淘汰於華夏文化圈以外。對於華人來說，印度傳來的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，已經成為華人佛教信仰的傳統及當然選擇，起源早於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的部派佛教，可說是毫不受到華人的「考慮」。
然而，華人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的發展，到了清末民初時期，因為內部教說及學派的分歧、對立，還有趨於「流俗」發展的關係，已是近乎奄奄一息。這一佛教存續的危機，激發及促成了華人佛教內部的「自救機制」，才有了二十世紀初期的「華夏佛教改革思潮」。正是這一「佛教改革思潮」的影響，才促成了近代華人佛教的復興運動，使得1950年以後的臺灣佛教，在質與量上都有相當大的提昇與進步，更成為二十世紀華人佛教世界的希望及典範。
1950 年以後的臺灣佛教，在質、量的改革及發展上，都有相當可觀的進步，主要可分為三大方向：
一、承續傳統：二次大戰後的臺灣佛教，先革除日本殖民時代遺留的家庭式佛教，再承接隋、唐以來老莊化的漢傳佛教，也同時延續了明代以來偏向「會通儒、佛思想」的「儒化佛教」。
二、改革舊弊：延續民初中國太虛法師改革佛教積弊的路線，印順老法師依據印度初期「（大乘）菩薩道（般若、中觀）」的教理思惟，汲取初期佛教之「佛出人間」的理性、樸質精神，針對唐朝以來的「老莊佛教」、「經懺佛教」，宋、明以後的「隱遁佛教」，明、清以來的「儒化佛教」、「子孫傳承」，著書立說的推行改革的思潮。許多臺灣青壯年佛教學人，承受此一改革的思潮，又兼及西方現代組織制度的思惟，即促成了當代臺灣佛教的面貌。
三、回歸佛陀之道：許多受到印順老法師改革思惟影響的學人，藉由東、西現代方學術考證為基礎，更進一步的致力於印度初期佛教經律史獻及文物考證，釐清佛教部派學說發展始末及偏正，度越部派學說分歧、對立的迷惑及困境，走出印度部派佛教及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的侷限，回歸 釋迦佛陀教法的原說（原始佛教），開展出「真實的佛法」、「佛陀的佛教」。
在回歸 釋迦佛陀教法原說（原始佛教）的探究上，公元1970年印順老法師寫出了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正式揭開了華夏佛教圈探究「原始佛教」的新頁。公元1983年印順老法師再編寫成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，更是為華夏佛徒確立了「探究原始佛法」的真正入處。此後的三十年間，臺灣的華夏佛教菁英，逐漸將目光轉移到「原始佛教」的探究及學習，這也就是初期佛教經律史獻的考證與比較研究，特別是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《雜阿含》（正確名稱應是《相應阿含》）與優波離系南傳巴利《相應部》的對照探研。如印順法師在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（p.a1~ p.a2）提到：
「近代佛教開展聲中，有「巴利聖典為佛教原始聖典說」興起。這雖只是基於傳說的，代表赤銅鍱部Tāmraśātīya 的主觀願望，然對其他部派，大乘佛教，都可能引起誤解。這一傳說，現在雖早已不為學界所接受，但以近代的佛教研究，特別是印度佛教，原始佛教的研究，受西方學者的影響，重視巴利語Pāli，或者看作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語。這對於華文翻譯的經律，自然的不予重視……我以為：佛教聖典成立的實際情形，應有合理的正確認識。惟有能理解聖典集成的實際情形，才能理解巴利聖典及與之相當的華文聖典的真正意義。……華文聖典──代表不同部派的經律，比之巴利聖典（屬於一派） 的單一性，應有更多的比較價值。所以從種種華文經律與巴利聖典的比較，以窺見其次第發展的過程。經律是結集所成的。結集是等誦，是共同審定，是有部類與次第組織的。所以結集的研究，著重於部類的、組織的研究；從延續的、開展的過程中，理解經律部類的逐漸完成。結集有原始的（第一）結集，再（第二）結集，公認的結集與公認的聖典，是相關的、同時的。佛教還有不斷的（第三，第四等）結集，不是佛教界所公認的，也與部派間獨有的部類相關。結集是這樣的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進行，聖典部類的集成，也當然有其先後。」
這一探尋「原始佛教」的風潮，讓原本信仰、修學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的華夏佛教圈，激起迴盪不已的浪潮，更引領諸多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的菁英與知青，用更寬闊的視野與求實的態度，省思華人佛教的道路。自此以後，探研漢譯『阿含聖典』與南傳『巴利聖典』，即成為臺灣佛教的「顯學」，探究「原始佛教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。此後，到南傳佛教諸國學習佛法，乃至出家、禪修，也日漸的盛行起來，進而逐漸的形成南傳佛教圈及南傳僧團。
探究「原始佛教」需要對初期佛教經律史獻加以考證與比較研究，特別是漢譯『阿含聖典』與南傳『巴利聖典』的對照、整理，不僅需要相當深厚的漢學、佛學根底，英文及巴利的學習也少不了，更要具備過人的耐心、毅力及身心精力，還要能夠面對歷經多年研究才能有所成果的現實。基於絕大多數的探究者，多是無法具足這些條件，或是無法長期、深入與持續的進行枯燥又極耗精力的研究工作。更重要的是，此一探究工作可說是「吃力不討好」，因為在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為主流的華人佛教圈，這種「探尋佛陀原說」的研究，會被絕大多數的華人佛徒視為「異說」與「威脅」，不僅沒有讚賞，也少有支持，更會招來排斥、詆毀與傷害。例如：公元1997年台灣的弘印法師、大願法師、（故）明法法師等人，曾在慈蓮寺舉辦過「原始佛教學院」，但是為時不久即解散了。如是在外在困境及內在學力不足的情況下，經由漢譯與巴利傳誦的對照，確證「原始佛教」的研究熱潮，也就逐漸的冷淡下來了。
反之，相較於「原始佛教」來說，雖然南傳佛教只是部派佛教當中，出自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錫蘭銅鍱部的傳承，是印度與錫蘭部派佛教（約十八部派，或二十一派）當中的一派，並不是真正的「原始佛教」。但是因為南傳佛教已經有現成的教團傳承體制，又有既成的師承體系可以作為修學的依靠，遂成為諸多無力探究「原始佛教」的學人僅有的選擇，也是面對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的排擠下，孤寂心靈的唯一依靠及信仰。
目前中國大陸、臺灣的南傳佛教學人，多數原來是為了探覓、學習「原始佛教」，才會在漢譯典籍的研究以外，學習南傳銅鍱部佛教的教法。簡單的說，華人南傳佛教學人原本就不是「南傳學人」，而是為了追尋「原始佛教」，才會學習南傳銅鍱部的教法。當中多數的學人，後來卻轉變為純粹南傳佛教的信從者，不再致力於「佛陀教法原說」的探尋了。轉變方向的原因，應當是這些學人無法面對探覓「原始佛教」的困難及挫敗，轉而尋求南傳佛教既有的師承體系作為信仰及依靠。此外，因為南傳銅鍱部佛教的教法當中，含融了許多早期菩薩道的教說及信仰元素，這些出自部派佛教的「新教義」，正是促成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形成的先驅教說，所以南傳佛教獲得許多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學人的接受及欣賞。在此之下，南傳佛教的學習及推動，比起原始佛教的探究來說，不僅更為容易，也更有被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接納的成就感與肯定感，也較容易獲得護持的資源。令人感到遺憾的，是這些原是追尋「原始佛教」的「南傳學人」，因無力探尋而轉變方向後，可能是為了維護自尊及信心，又進一步的「合理化」自身的轉變及選擇，甚至對「原始佛教」的追尋者，抱著嗤之以鼻的態度，或是拒斥、詆毀、攻訐的對待。然而，依然有許多「原始佛教」的探尋者，堅定的循著既定的方向、目標，契而不捨的前進，直到親見「佛陀教法原說」為止。
相較於華人為主的中國大陸及臺灣社會來說，馬來西亞的華人佛教就完全不同了。近三十多年來，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，因為華文教育過去曾經受到忽視，遂造就了一世代「只知英文，不知華文」的華人社群。這一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知識菁英，因為無法讀、寫華文，自然脫節於華人歷史、文化及傳統宗教信仰之外，所以在宗教信仰的學習及選擇上，不免偏向源於西方的耶教，或是較有英文傳教面向的南傳佛教。因此，馬來西亞的華人宗教社群中，才能發展出一個世代的南傳佛教知識菁英。
然而，這一世代的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知識菁英，不論是華人或是南傳佛教諸國的法師，因為只能解讀英語而不解華文，學習佛法也是從較有英文佛教資料的錫蘭或其他南傳佛教國家獲得，所以對於佛法的了解，只能侷限在錫蘭島分別說系銅鍱部的教說範圍，根本無法從漢譯藏經中，探知、了解及學習到印度其他佛教學派的傳誦內容。因此，對於「原始佛教」的探究及學習，也就是關於印度初期佛教經律史獻的考證與比較研究，特別是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《雜阿含》（正確名稱應是《相應阿含》）與優波離系南傳巴利《相應部》的對照探研，對於「不懂華文」或「華文不佳」的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知識菁英，或是南傳佛教諸國（錫蘭、緬甸、泰國）的佛教學人而言，是難以解知與無法參與的一件事。如此可知，多數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知識菁英，面對漢譯『阿含聖典』與南傳『巴利聖典』的對照研究，是有著相當的無力及無奈了。
例如：馬來西亞某位知名的南傳佛教長老（華人），原本誤以為漢譯『阿含聖典』，是唐朝玄奘前往印度取經時，回程時掉落零散，所以從『巴利聖典』中抄寫填補缺漏的部份，主張漢譯『阿含聖典』是雜而不全、不正（註：因為原始佛教會在馬來西亞宣法的影響，這位法師的認知最近有些許的改變了，但還是相當的排斥原始佛教會的活動）。可想而知，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學人，對於華人的歷史文化及佛教傳誦，存在著相當大的隔閡與不解了。在此之下，馬來西亞的南傳佛教圈，因為對探尋「原始佛教」有著難以解知的困境，在無力感、挫敗感及缺乏安全感之下，同樣為了維護自尊及信心，強烈的「合理化」自身的處境及學習內容，也是對「原始佛教」的學習者、宣揚者，輕慢及拒斥、詆毀、攻訐的對待。
馬來西亞的南傳佛教發展，目前可見有著三個困境：
一、大勢改變：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形成，不是因為南傳佛教諸國的長老、法師了解華人文化及宗教信仰，能夠以華語、華文向華人宣法，而是依賴過去華文教育曾被邊緣化的緣故，才能造就一世代只能解知英文的華人南傳佛教學人。但是此一世紀，華人在世界已重新取得重要的影響地位，學習華文逐漸成為普世重視的事，馬來西亞新一代的年輕學子多能讀、寫華文，能講華語，並且中國大陸及臺灣的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學人，絡繹不絕的前往宣教，大大提昇了馬來西亞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的程度及普及度，南傳佛教已不再是馬來西亞年輕華人學子的「唯一選擇」了。
二、印順學說的流傳：印順老法師的學說思想，大大的提昇了隋唐以來老莊化的漢傳佛教水平，這一改革思潮對於華人佛教世界的影響，是有目共睹。印順學說的學人，正積極向華人世界廣為推展「印順學說」，也以「印順學派」作為一致對外的立場表徵。印順老法師對於漢傳佛教的弊病，是有相當程度上的了解及改革，這對馬來西亞的華人漢傳佛教勢必會起了相當的作用，並且印順老法師對南傳銅鍱部佛教的學說缺陷及矛盾，也有相當程度的明白及掌握，這是研究過「印順學說」的學人皆「心知肚明」的事實。印順學說流傳於馬來西亞，必然會造成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發展及存續的阻礙，但遺憾的是，現有「不解華文」的馬來西亞南傳佛教菁英，卻是「無知無覺」。
三、信士主導的制度：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，是典型的「移民社會」，而宗教發展的形態，也是受到「移民社會」的限制。怎麼說呢？通常由「移民」而形成的社會形態，都是先由一群「開疆闢土」的先行者組成，而這一群先行者通常是以「在故鄉難以發展的中、下階層民眾」為主流。因此，前往異鄉開展新生活的「先行者」，通常要在異鄉經過一段相當困厄及辛苦歲月的努力後，才能有所成就。此時，重視血緣氏族及祖靈信仰的華人移民，才能會聚鄉親（同鄉會）的力量，建立宗祠，也只有能夠安居於異鄉以後，才能在異鄉重建故鄉的宗教信仰。在這「移民社會」的形態下，馬來西亞的佛教會社及道場，都是先由俗世的民眾發起、組成及建設，接著再由發起的俗世信士組成的「委員會」，主導、決定一切的宗教事務，當然包括「聘請宗教僧侶、推展宗教事務，還有人事任免及財務」在內。佛教團體制度中，重要的除了「法務主導權」以外，真正具決定性的是「財務主導權」。因為漢傳菩薩道的宗教師，實質上多是有持受金錢，不像南傳佛教僧伽要依「淨人」處理，所以漢傳寺院的主導權，有的還是以法師為主。因此，絕大多數的馬來西亞南傳佛教道場，在制度上來說，佛教僧侶只是「被聘請」的「導師」，而不一定是實際的「教化導師」，除了要看信士們對法師的敬信程度以外，一切還是要看這一群俗世信士的認知水平、心態及需要而決定。在此之下，宗教事務的推展，宗教師的專業意見還是必需要得到俗世信士的同意，推展的法務也不一定就是「如法如律」；又不同的佛教團體，是分別由不同的「俗世信士」主導、決定，「俗世信士」的觀點、需要的差異，就會造成佛教團體各自為政、難以團結。
馬來西亞南傳佛教僧伽在表面上是受尊敬的「導師」，在許多現實上卻是「人在矮簷下，何能不低頭」，許多當說、當作的事，也不一定能說、能作，或許這就是馬來西亞南傳佛教僧伽「錯綜複雜」的心態吧！此一制度的後果是「法教程度難有飛躍性的提昇，發展困境不易有重大的突破」。南傳佛教僧伽的主導性不足，「俗世信士」不大團結，各有盤算、力量不能集中，甚至有些是自視高、排他性強，常為了師承、學派的差異而相互輕視、排擠，又不能夠吸收華人文化的長處，未來的發展恐怕要多多加強了。
在此，真誠的呼籲華人的南傳佛教學人：我們都是出自於華人的文化世界，也都是在華人佛教的歷史問題及困境當中，省思華人佛教及信仰的出路。在此一時代，我們不僅是站在歷史的交匯點，也立於改變方向的轉折處，不論是「原始佛教」或「南傳佛教」的學人，今天作出的選擇及作法，既影響了自己，也深深的影響了華人佛教朝向「回歸佛陀之道」的發展，影響著現世及後世廣大的苦難眾生，我們終究要為自己的選擇及行為負責。
南傳佛教是源自錫蘭銅鍱部（大寺派）的傳承，雖然傳誦有其價值與意義，但是畢竟無法依其傳誦作為「佛陀教法」的代表，這是佛教及文化學術界都公認的事實。探尋「佛陀的原說（原始佛教）」確有著相當的困難，但不能因為困難就否定探尋的必要及可貴，更不能為了維護個人及學派的自尊、聲望及護法資源，自我「合理化」確實有所疑議的選擇及學習，或是以輕慢、拒斥、詆毀、攻訐來對待「原始佛教」的學人。請回想二十多年前，大家一起推動初期佛教的學習，向傳統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學人推介『卡拉瑪經Kalama Sutta』時，是何等的心懷及感觸。更想一想，當年真誠為法，不受傳統說法及宗教利益的侷限，清明及勇健的心志，於今安在？
此一時代的華人佛弟子，有機會、也有能力，藉由漢譯藏經及南傳巴利藏經當中的文獻資料，從事印度初期佛教經律史獻的考證與比較研究，特別是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《雜阿含》（正確名稱應是《相應阿含》）與優波離系南傳巴利《相應部》的對照探研，重現「釋迦佛陀的原說」，讓華人的佛教煥發出燦爛無比的光輝，成為世間可貴的佛教傳承。
請華人南傳佛教學人，能以「佛陀教法」為念，以「苦難眾生」為念。如果無力或無心探尋「真實的佛法」，也請隨喜、歡喜「原始佛教」學人的努力，畢竟「原始佛教」及「南傳佛教」學人，都是仰歸「四聖諦」的佛陀弟子，而「原始佛教」的顯現，不僅是顯耀 佛陀的光明，也是全體佛教僧團的成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