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陀正覺後2458年/西元2026年
近代西方社會的強盛，主要不是來自上帝與基督信仰的成果，而是肇始於十七世紀中葉以來的文藝復興運動。文藝復興運動激盪出理性、人本的思潮，促成實證科學方法的發展與工業革命的發生，帶動了資本主義與商人階級的興起，以及西方殖民勢力的發展。理性知識份子與工商階級勢力的提昇，再結合傳統社會之上帝信仰，即導致「天賦民權」之民主思想及民主政治的形成，這不僅奠定了西方現代社會的發展基礎，並且影響了東、西文明的消長，形塑出現代國際社會的基本結構。這是從神話信仰轉成到理性驗證的科學態度，以民權至上的現代社會，取代傳統神權、君權的封建社會，但在這發展的過程當中，上帝與基督信仰並未被捨棄，而是以「萬化神造，普世救贖」的精神，轉而融入於現代西方民主社會的基石──天賦人權，並且向亞洲社會擴展。
西方近代文明與社會制度，歷經約三百年的發展，已成為現今世界信仰、思想及發展的主流力量，相當程度上主導了世界的發展方向。先不論西方文明的內涵，是否真能引導人類社會，朝向公正、和諧、安樂的發展，並得以永續耕耘。我們都無法否認，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，以理性、人本的思想，接軌傳統社會的倫理及信仰，則能務實、實際的提出改善社會偏失的辦法，並在社會的演革中，能適切的回應傳統文化價值與廣大民眾的生活需要。西方文明的成功，即是立基於此處。
亞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，從南亞的印度到東北亞的韓國、日本，長久以來一直都是文化興盛、人口眾多的地區，而起源於印度的印度教與佛教，以及出於中國的道家與儒家思想，一直都是亞洲各國文明的重要基礎。在印度文明的發展中，古典婆羅門教的梵神信仰，以及將梵神予以理性化的古典奧義書思想，都有著神化與形上化的色彩。轉化自古典婆羅門教的印度教，雖有著形同基督教的一神信仰，但卻富含亞洲多元信仰、文化相融共處的精神，不同於上帝信仰的唯一性。
印度的佛教與中國的道家（不是道教）、儒家思想中，皆無有擬人化之造物主信仰，都崇尚理性與法則的世界觀，而佛法與儒家更是強調理性人本與社會人倫的思想。然而，佛法既出於印度社會，即不免於印度傳統文化的影響。佛法在印度的發展，是從實證、人本的特質，逐漸的退化到神化、形上、宿命哲思的傳統印度文化當中。佛教的發展，到了佛滅後116 年，優波離系僧團提倡「神化、理想化的 佛陀觀」，為了合理自說，又離於原始經法教說，自行發展自部的「論說部義」，阿難系僧團為了維護正統經法，起而抗拒優波離系僧團。自此，佛教分裂為兩系、三大部派，各部派的「論義」遂日漸發達，尤其是優波離系的大眾部與分別說部，信仰多重神化、理想及玄渺，如分別說部傳誦之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1與大眾部之漢譯《增壹阿含》2所主張的「三十二相」，而論說則多為玄渺及析辨哲理，如大眾系一說部3（巴Ekabyohārika）的「世、出世法皆空無實體」，分別說部之「假有」、「識生」等。然而，部派興盛、論義發達的結果，是思想日漸形上化，務空談而無益於實際。如近代漢傳菩薩道印順法師在著作的《印度之佛教》4說：
「部執競興，失和樂一味之風，動輒爭持數年而不決。是非雜以感情……化外之要求亟而「論藏」興，論興而空談盛。其極也，務深玄不務實際，哲理之思辨日深，化世之實效日鮮」。
往後，《般若經》傳出，促成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興起，信仰與教義為之丕變， 佛陀宣說的因緣法、四聖諦，被曲解成真實的深義是「緣生即空，諸法皆空」，提倡一切現實的真相是「空、如幻，不可得」。這種論說是將佛教的「緣生『故』無我」，扭轉成「緣生『即』空（無我）」，這是把出於「緣生現實的確定」來否定「妄想之我」5的智見，轉變成「緣生的現實，即確定是一切如幻、不可得」，成為根本性否定現實的「哲理」。如近代中國學者季羨林在著作的《談佛》6說：
「講因果關係，因果關係就包含著一些辯證法的因素。釋迦牟尼首創的十二因緣，就屬於這一類。大乘初期的創始者是反對或歪曲因緣論的。比如龍樹，他不敢公然反對十二因緣，卻歪曲說，十二因緣就證明了一切事物皆非真實」。
雖然季羨林不是「傳統的佛教徒」，但此一認識，卻是說得真實。繼「中觀」而起的「唯識」、「真如」等「（大乘）菩薩道」，為了修正《般若》、《中觀論》之學說中，「一切法空、幻、不可得」等等「唯破不立」的辨證矛盾，另外提出「唯識」、「唯心」的學說。「唯識」、「唯心」部份承續了《般若》之「否定現實（如幻）」的思想，否定世、出世間的真實性，但不像《般若》主張「一切法不可得」的否定一切，而是在否定「世、出世間」之外，另肯定「體性」、「心」的真實性，並作為世界生起的根源。
「唯識」、「唯心」的學說，發展出一種「自我解說、認證」的人生哲理，一切事物的遷變準則，不再是「緣於具實世界的關涉性」，而是被視為形而上的「心體」及主觀的「心理因素」。如此一來，人們認識世界及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，已不再是務實面對世界，當已觀察、確證無誤後，才抉斷何以如此、應如何解決困難的緣由，再務實的訴之正確的行動（消除導致問題的因素），而是變成不管問題緣由，只要直接處理個人精神上的問題。傳來中國的印度佛教，經由兩晉、南北朝的玄學化與老莊化，到了隋末、唐初，中國佛教也轉變成老莊化、形上化、宿命論的佛教。在此之下，解決現實問題的人，已不再是實證的智見者、實踐者，而是靈通者、神學家、哲學家、命理學家，或心理諮商者。試問：這怎能不脫節於現實？
儒家在中國的發展，自漢代以後的儒生，因為受到封建帝王的馴用，逐漸變成維護「君王受命於天」的政教官僚階級，智識思辨多重在農業社會的尋常需求，以求輔佐君王治世、萬代不移。在此之下，原重於理性、人本的精神，並確切的落實於治世方法當中，以興利萬民、改善社會的儒家理想，已難以真正的實現，而轉變成維護「血緣氏族為本」之社會倫理及國家體制的「宗教信仰」。如此一來，儒家已無法像西方近代文明，將其理性、人本的智識，轉變為改進社會的指導及力量，反而成為維護封建弊病的助力。
十九世紀以前，從南亞印度一直到東北亞的中華文化圈，宗教信仰是神化、理想而不切實際，思想是形上、玄渺而脫節於現實世界，人民善良、社會穩定卻無力解決實際問題。如此的亞洲宗教信仰及社會形態，正如十六、七世紀以前的歐洲天主教會與封建王權，雖有教化人心及穩定傳統社會倫理的貢獻，卻是難以承受理性、人文、科學與民主的挑戰，當面對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列強，亞洲各國即一敗塗地。此後西方文明、思想與宗教信仰，即發展為一種普世的新典範，亞洲舊有的信仰、文化、傳統價值及社會制度，遭受前所未有的影響及動搖。
因此，亞洲社會在學習西方現代文明的潮流中，如何回應亞洲文明特有的精神與內涵，進而建立當代亞洲的文化特色與社會價值，並接軌於國際社會的現代文明，是亞洲在發展、健全及維持穩定上，非常重要的課題。
佛出世間的目的，既不是為了提出一種說服人心的哲理學說，或發展「慈善服務」為宗旨的濟世組織，更不是建立引人信仰的宗教教派。 佛陀的正覺及現證，是指出「普世的真相」與「實踐的驗證」，作為世人內自修正認知、情欲與行為的準則，是經由親身實踐及現世實際的驗證，並且是可以被重複驗證的準則及親身歷程，而推展為普世的身心教育，自利度世的方法。簡單的說， 佛陀的思想，不是提出依靠某位聖靈得救，或依賴某種方法即可在死後獲得利益及救贖的宗教信仰，也不是透過某種冥想、禪定的體驗，就全然的信賴自身的經驗，自由心證的認定已得到了濟度、解脫。因此， 佛陀的教導，不是學說、哲理、宗教、慈善事功或神秘經驗，而是具備普世性、實證性的智覺，確立重複驗證性的身心教育，以「親身實踐，現前實證」的方法，體現「自利利人」於當前的世界。
佛陀教導的原貌，就稱為「原始佛教」。原始佛教的內涵，是依止 佛陀親教之「因緣法、四聖諦」，實現「安樂世間」、「出離世間苦惱」，兩者皆能通達無礙的佛教。「因緣法」是立足於現實世間的真實面──因緣與緣生，這是直接的指出，當前現實的一切會如此，必有具實相關的緣由，唯有務實的面對此事，才得以實際、洞見現實的真實面，就是「現前一切之所以如此，不是本身如此，是特定關涉之影響而如此」。如水波，不是水或水波的本身如此，是氣溫、水深、水中成份比重、風速、地形等等之關涉、影響（絕不是組合、聚集），而呈現出當前的水波。因此，現於當前的水波，不是「自身」的表現及存在，而是影響而關涉、呈現的「狀態」。更直接的說，任何的當前是「影響中的呈現」，而呈現的也即是「影響」。由於當前的任何影響（呈現），必是特定影響（因緣）而多方關涉的呈現，而呈現現前的是「影響中的狀態」──緣生，必是「影響所致，也即是影響」的現前，必然無有人們思臆的「固定性」、「自我」，所以說「諸法因緣生，緣生法則無常、非我」。
因此，「因緣法」是讓人們能以「合於事實」的面向，務實的面對、觀察、確證與明白，現實的一切純是「影響中（緣生）的呈現過程（無常）」，既不是一種「個別、自我的發生」，也不是「結果式的存有」。在此之下，人們不會臆測、妄想現實的人生與困難，是出自無可探知之神秘聖靈的安排，或是已由過去的作為來決定，而是能理性、務實的面對，並基於「因緣法」的智覺，即能實際的明見，改變、解決問題及苦難的正途，唯有「在現前」致力於「改變、息止問題及苦難的緣由」。如是「緣生、緣滅」的智覺，才能在現前人間，務實、實際的了解問題、解決現實問題與苦難，這既是現實世間的真實內涵，也是解決現實人生困難的正道。
同此，依著「因緣生、因緣滅」的智見，能夠如實正見「緣生法無常、苦、非我我所」，這就會確實了知「應當於緣生故無常、敗壞諸法，離貪、無欲、滅盡、向於捨」，才是遠離、滅除世間苦惱的正道。如是立於「因緣生、因緣滅」的智覺，並依「緣生法、無常、苦」的正見，即得開展「離於緣生法之貪愛、取著」的「滅苦八正道」。「緣生、緣滅」之智覺與離貪之八正道，兩者之統貫、相應、一致，就稱為「四聖諦」。唯有契合於「因緣法」，體現「四聖諦」，人們才能在解決現實問題與苦難的當前，同時度越內在的迷惑、貪欲、瞋恚及苦惱，這是真正的「世間正道」，也是「出離世間苦惱之正道」。
「原始佛教」的展現，是具體開展於現實生活、實際人間，讓人能依著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，建立和諧、安樂的現實人生，又依著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，務實、實際的確立解決苦難的方向及方法，並且能夠在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」的明見中，覺了「緣生法則無常、苦、非我我所」，得以在現實人生體現「離貪、滅苦」的解脫。因此，「原始佛教」是「佛陀的原說」，既不是老朽、退步、落後的宗教，也不是守舊、遁世、神秘、靈通的佛教，或者是終日只知研讀佛學哲思，修持禪定、觀想的「學院、叢林宗教」，更不是廣宣通俗人生哲理，參與種種社會運動（入俗不是入世）的「世俗化佛教」。
人們真正的需要，不是任何一種「安慰人心」的學說或信仰，而是契合現實世界的事實面，不僅能解決「現實困難，安樂世間」，又可以息止「生命深層的苦惱」，才是廣大世間眾生的需要，濟度世人的良方。對於科學昌明時代底下的亞洲而言，契合於「因緣法、四聖諦」的「原始佛法」，才真能幫助當代的亞洲人民，一方面務實實際的指出「解決現實問題與困難」的正確認識與方法，以滿足現實生活的實際需要；二方面能為努力於現實生活需求的世人，提出不脫節於現實生活，又契合人生實況的「滅苦之道」。如此的「人間佛法」，也才是滿足「慈悲喜捨」、「自利利他、自覺覺他」與「苦滅無餘」，而成就無上菩提的「一乘菩提道」。原始佛教對於現代亞洲社會的幫助，可略說八點：
佛陀正覺於世，智慧之教導足以利樂世間，斷世間憂苦，後世佛弟子學不達於正法，偏向神化、理想化及形上哲思，背離於現實之人生，無助於經世致用，遂自陷於神秘信仰、玄談思辨，上者維續世俗典範，安撫世道人心，下者崇仰靈應玄辨，追逐空花水月。如是，大覺世尊之教導，已失其真，而利濟世間之大用，已失其能。世風轉移，西化日盛之下，佛教何能作為引世的光明，利益現代社會？
近一、二世紀，崇信佛教的亞洲，面對西方文明的勢力，顯得相當的落後與無能，這就像是十六世紀以前的歐洲，背離現實世間的神化信仰及形上神學，無益於現實問題及苦難的解決。佛教是亞洲文明的重要核心，如果能夠健全佛教的思想及信仰，不僅有益於佛教，更有助於亞洲文明的重建與健全。
佛陀正覺於恆河邊的小聚落──菩提伽耶，往後教法流傳於恆河平原，正法住世四十五年，佛滅當年佛弟子們共同集成「原始經法傳誦──七事相應教」，再歷經百年的輾轉流傳及增新，進而發展為僧團共傳的四部『阿含聖典』。
佛滅當年「第一次經典結集」以後，佛教僧團形成兩大師承系統，一是以傳承經法為主的阿難系僧團，二是傳承律戒為主的優波離系僧團。經法與律戒兩大師承系統的分合過程，在佛滅後百年內原是和合一味，但佛滅後百年時，先有師承自優波離系宣化於恆河中游東方毘舍離的僧團，因為擅行「受取金錢」等十事，受到宣化於西北印摩偷羅之阿難系僧團，還有西印優禪尼之優波系僧團，共同責難毘舍離僧團的不當，為此僧團舉行了「長老會議」及「第二次結集」，促使論諍的兩系三大僧團得以復歸於和合。其次，佛滅後116 年，毘舍離的優波離系僧團，舉出五種異於經說的見解，貶謫聲聞聖者，促使傳承經法的阿難系僧團，起而反對「五事異法」，但優禪尼之優波系僧團則妥協附和毘舍離僧團的意見。由於優波離系兩大僧團改變了古老的經說，使得傳承經法的阿難系僧團和優波離系僧團，發生嚴重的對立與分裂。此後，原本和合無諍、法同一味的佛教僧團，徹底決裂為堅持原說的北印阿難系上座部僧團，還有改變經說的優波離系東印大眾部僧團、西南印分別說部僧團（現今南傳佛教的母部），成為部派佛教的三大派別系統。
由於優波離系僧團受到阿育王的支持，在此後的百年中發展大為迅速，特別是分別說部，不久即分化成三部，形成西印化地部（分別說本部）、西南印法藏部、雪山麓（今尼泊爾一帶）飲光部，另外傳於印度東南錫蘭島的宣教活動，則持續發展中，而大眾部也分化出雞胤部、多聞部、說假部，更大化於南印，形成南印制多山部。在三大部派中，堅守原始經說、主張「一乘菩提道」的阿難系僧團，聲勢漸漸不如深受阿育王支持，提倡「理想、神化佛陀」的優波離系僧團。當佛滅後約二百五十年，阿難系上座部僧團中有迦旃延尼子，改變立場接受優波離系的新說法，寫出《發智論》一書，宣揚異於經說的論義，遂與阿難系僧團中堅守經說者對立，阿難系僧團因而分裂為原本重經的雪山部（史稱上座弟子部），以及宣揚新論義的說一切有部。日後，雪山部逐漸的改變與衰微，公元一世紀後漸隱沒於印度，而改變經說、重論的說一切有部，則輾轉傳入於漢地，但並未受到漢地眾生的仰敬。傳於北印罽賓的說一切有部，在公元後約二、三世紀間，被迦濕彌羅國的訖利多種王毀破，後稍有恢復，公元後約513 年，又為白匈奴王密希拉古拉(Mihirakula 或譯作摩醯邏矩羅、彌羅崛、寐吱曷羅俱邏）破滅於印度，法脈傳承從此斷絕。
從阿難系分化出來的說一切有部，一向以阿難系正統自居，自認為是上座部的正統，但事實並不是如此。此外，由於說一切有部的形成，肇因於迦旃延尼子融攝了優波離系部派的新義，才從阿難系分化出來，這使得優波離系的分別說部，主張說一切有部的地位，應當是附於分別說部底下的分部，而和說一切有部互爭上座部的正統，但是分別說部也不是真正的上座部。
公元前一世紀，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分化於錫蘭的大寺派僧團，經由結集確立了「銅鍱部」，日後「銅鍱部」的教說，再輾轉傳於東南半島，遂發展成今日的南傳佛教（宣稱是上座部）。公元前一世紀的南印，另有承受部派佛教菩薩道信仰，並為大眾系一說部影響，而輾轉形成的《般若經》傳出。《般若經》起於南印，將部派佛教菩薩道的「智慧波羅蜜」，從傳統經說的「四聖諦」，改變為「緣起即空」，另發展出「大乘菩薩道」的教說，因而形成「部派菩薩道」、「大乘菩薩道」兩種不同思想宗本的菩薩道。日後，《般若經》盛傳於北印，形成中觀學派。
公元後三、四世紀，《般若》思想的中觀學派日漸沒落，「大乘菩薩道」再發展出「真如」、「唯識」思想，五世紀形成「如來藏」的教說，七世紀後揉雜印度教的「秘密大乘菩薩道」形成，十二世紀以後為信仰回教的蒙古軍消滅於印度。公元後二世紀，印度「大乘菩薩道」傳入漢地，逐漸揉雜漢地的老莊思想，公元後七世紀發展成老莊化的漢傳菩薩道。公元後八世紀間，印度「秘密菩薩道」傳入西藏後，揉雜藏地的泛靈信仰與巫咒，發展成藏傳秘密菩薩道。
現今的南傳分別說系銅鍱部佛教，一向以上座部佛教或原始佛教自居，但原始佛法的教說，事實上不等同今日的南傳佛教，也大不同於漢傳菩薩道、藏傳菩薩道。唯有立足佛教史實的考證，依據阿難系及優波離系傳誦之古老經法當中的共同傳誦，才能探究佛教僧團分裂以前，佛陀時代之教法與禪法的原貌。唯有濾淨後世佛教變質的新說，才能回歸 佛陀的真實教法──原始佛法。
在臺灣的華人佛教中，經由多年的探究、確證及實踐，出家於緬甸南傳僧團的Bhikkhu Vūpasama 隨佛法師，2008 年完成了古老經說與佛法演革史的對照及考證，並且將古老經說、禪法、菩提道次第之原貌予以還原，重現了「佛陀的原說」。此外，隨佛法師不僅將十二因緣、四聖諦、一乘菩提道的原義予以澄清及還原，更為了在世間宣揚、傳續 佛陀的真實教法，依據「原始佛法」為宗本，實現世間、出世間通達無礙的「人間佛教」。在台灣、美國、馬來西亞，成立信仰、傳續佛陀原說的「中道禪林」及「原始佛教會」，並致力於全世界華人仰敬、回歸與傳續 佛陀之道。
由於原始佛法的顯現，必需有阿難系經典和優波離系經典相互對照，而阿難系之經典與律戒主要是在漢譯藏經中，優波離系經典則已有巴、英、漢、日等文體，所以現今南傳佛教國家的僧俗二眾，是很難了解、接受「必需參照漢譯經史文獻，才能完成 佛陀原說的探尋」，也難以參與還原「原始佛法」的研究。在現今的世界上，華人兼傳了阿難系和優波離系的經典與律戒，也傳承了千古一系的正統聲聞僧團律制，應當是華人才最有能力與機會，探究、顯現、學習與傳續 佛陀的真實教法，住持僧團律制。因此，若要顯現、傳承及興隆 佛陀的真實教法──原始佛法，目前必須寄望於全世界各地的華人，這不僅是華夏佛弟子的責任，也是華人世界的光明與榮耀。
隨佛法師為了在華人世界重新確立、傳續 佛陀的真實教法──原始佛法、人間佛教，已在台灣創立的原始佛教會，定名為「中華原始佛教會」，隨後又成立了「美國原始佛教會」、「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」，並將奉守「第一次經律結集」之教法，宣揚「因緣法、四聖諦、一乘菩提道」的原始佛教僧團，正名為「中道僧團」。
佛陀的真實教法，經由二千四百餘年的傳誦後，受到僧團意見的競爭、世俗政治的影響、時代演革及地域文化的融合，形成了三種出於不同時代與思想主張的教派，也就是目前的南傳佛教、漢傳菩薩道、藏傳菩薩道。現今經由華人傳誦的阿難系經藏對照優波離系的經藏，再勘驗於印度及部派佛教分流史獻，還原隱沒於世間已達二千三百年的「正法」，將佛陀真實教法的「原始佛教」，重新確立、傳續於華人世界，並讓「正法之光（Sammādhammadīpa）」顯耀於世界各地。這是華人世界的光明與榮耀，也是引導世界正向菩提的希望。
原始佛教的確立，對亞洲的社會、文化而言，有著七項殊勝的價值及崇高的意義： 1.重現佛陀正法光明； 2.傳承亞洲優良文化； 3.健全社會倫理秩序； 4.契合現代科學精神； 5.振興亞洲現代文明； 6.接軌國際開創未來；7.亞洲光明普耀十方。
因此，原始佛教的振興，絕不只是傳承古老、真實的 佛陀教法而已，更是藉由 佛陀教法對現代社會的輔助與引導，讓亞洲社會能夠在現代化、全球化的潮流中，不但可以保有本身的文化特色與思想價值，健全社會的倫理秩序，維持多元民族的穩定社會，更能進一步的建立起卓越的現代文明，發展出亞洲的新社會。
這是立足 釋迦佛陀的真實教法──原始佛法，在現代社會中，開創與落實世間、出世間通達無礙的人間佛教，而原始佛法與人間佛教，兩者相應、統合、一致，即是「原始佛教」，是傳續、顯現 佛陀教法的「正法之光Sammādhammadīpa」。
自西方文藝復興以來，實證精神與工業發展成為近幾百年來的文明重心，經由18 世紀末葉蒸氣機的發明與19 世紀末葉電燈（電力的使用）的發明，開啟了兩次的工業革命，不僅提昇了「生產力」，使人類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時代，更有了「新的生產形態」。在實證科學及工業發展的支助下，滿足了人們的生活需要，促進了資本經濟的活動力及規模。特別影響深遠的，是消費取向的經濟及生活形態，主導了工業發展及資源分配，更因此影響了人口的結構及移動方式，資訊的傳達及聯繫的進展，距離不再是分隔的障礙，形成了現代國家與環境的面貌。20 世紀末至21世紀初，半導體、電腦、網際網路及遺傳基因醫學的進步，世界即將進入「第三次工業革命」。「第三次工業革命」是指「微電子科技」、「生物科技」、「新人工材料技術」、「資訊」、「電腦科技」以及「自動化機械技術」，六大科技的發展及互資相成、配合運用，將創造出新的生產方式和工作種類，進一步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形態和思考模式。最重要的是，人類如何看待生命的價值、意義及存在、生死的「核心觀點」，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變。
在此之下，傳統的宗教信仰與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，傳統信仰面對「實證科學」的質疑及挑戰，宗教哲人不再是引導世人的智識燈塔、行為導師，而探尋世界真相的目的，已不再如過往是和「承擔生命的責任及義務」息息相關。學習及探索的意義及目的，多數是為了滿足人類生存的欲求，而傳統倫理及信仰，也逐漸的被「法律條文」與「科技發明」取代。生命的自覺與倫理，不再是社會文明的主要重心，「欲求滿足」及「個人權益」成為普世追尋的新價值及行動規範，宗教信仰不再是至上的光環，科學變成了現代的「新宗教」。
理性、實證的科學觀點，取代了美麗、虛幻的宗教解釋，雖然人類的知識日益廣博、深入，對於生命的「敬慎」及「尊重」，卻未能更加的提昇及落實，反而日益的「恣行無忌」。個人權益為導向的教育及體制，改變了「恩情道義」的倫理精神，型塑出群我疏離的社會及利益爭競的體制。恩情道義、倫理道德及社會責任，日漸成為「不切實際」與「空談」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，轉變為猜忌、欺騙」。實證科學、個人主義、自由經濟、工業科技、資訊流通、生化醫學的交織發展，因為生存資源的不當運用而日漸匱乏，生態環境危殆，而財富的分配不均，社會結構的內部衝突不斷。隱藏在生活富裕、日用方便的現代社會背後，有著人類社會存續絕亡的困境，而發展前進的社會，更不免於身心壓力及社會矛盾、衝突的問題。
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「認知的革命」，從神學、哲學進入了實證科學的時代，促成了工業革命及民主思潮的發生，由工業革命、民主思想引起的「生產及分配的革命」，則進一步的推展出個人主義及自由經濟的社會形態，而個人主義、自由經濟則演變成「滿足欲望、需求競爭的社會革命」，從而翻轉了傳統社會信仰、價值、體制及行為目標的人類社會。如果要為現代社會及人類解決發展的困境，不僅能夠持續及健全的發展，還能夠兼顧「生命的價值、意義及存在、生死的核心課題」，就不能不從「認知革命」下手，也就是「如何看待生命及世界」的智慧。
「原始佛教」是指「釋迦佛陀的原說」，也就是「悉達多的原創發現及思想」，重於「實證的因緣說」及「契應因緣現實的生活智慧」，重於務實的明白及解決實際的世間問題，不在虛渺、推擬的哲思及信仰。因此，「原始佛教」既不是宗教信仰及哲思，也不是出自後世佛教的學派學說及信仰宗教。原始佛教──悉達多的原創發現及思想，原本就是根據實際的事實，包含現實自然界及身心的實況，為人類面對的困難及苦惱，直指出解決的方向及辦法。雖然人類的問題有著古今的差異，但是問題的發生因素，總不離開「認知」與「行為取向」的型態。「釋迦佛陀的原說」雖然相當的古老，但是解決問題的依據及準則，卻是千古不移，適足以作為現代社會的借鏡而無礙。